王教授喝了口茶，继续说：“国家最近提倡数字化，数字化的进程也就是经济不断优化的进程，因为全国各种资源和企业实现充分数字化之后，哪些产能是多余的、哪些产能是不经济的、哪些产业布局是不合理的，数字化之后就一目了然，国家和企业就会有计划地、有策略地进行产业调整和生产调整，经济实现优化配置。而且通过计算公式和模型能在时间轴上精确推导出未来最佳的发展路线和发展目标，资源不再浪费，不再重复建设，不再生产过剩，按需生产，按需消费，最后实现按需分配。”
王教授有些感慨地说：“过去几十年来，我都执着于研究西方经济学那套东西，比如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交叉形成价格，比如如何实现投资等于消费的均衡经济，那都是一两百年前西方人搞出来的，这条路子走到最后，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放在企业那里是利润最大化，放在国家那里就是强权政治，因为人的因素在这个体系里面的定义是劳动力，跟生产资料一样物化了。可是利润最大化有利于股东，强权政治有利于的是政治家族，这个在美国已经走到了极致，美国1%的富裕家庭拥有90%以上的财富，怎么形成的？利润最大化和强权政治。现在时代变了，这套东西还有用吗？还有效吗？我们国家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的制度跟美国不一样，西方经济学的东西继续套用在我们国家经济问题去研究，这得出的结果可能从出发点上是错的，结果也是错的。这就是我在这段时间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说时代变了？”王教授继续说，“特斯拉超级工厂就是一个标准样板，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等于生产资料+劳动力，比如要得到大米，你得有土地、种子，还要人去种，土地种子就是生产资料，人就是劳动力，负责播种和收获，特斯拉超级工厂模式就不一样了，生产力=生产资料，没有了劳动力，不需要人了。那人有什么用呢，消费呀，车生产出来得有人用，大米生产出来得有人吃。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在西方国家，走到极致，人慢慢地变成经济奴隶，人没有了工作，或者即使是有服务行业的工作，收入也有限，在西方国家只有资本收益才是最大的，因此，西方老百姓无穷无尽的消费贷款锁定了你得不断为这些超级工厂贡献利润数据，以利于大资本家获得更大经济资源去掌控更大更多的生产资料，悲惨世界。”
“每每想到这里，我就非常激动和感慨，感激我们的革命先驱缔造了这个国家，感激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保持这种制度的领导人和人民，这可是14亿人生存的根本性问题。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矛盾会越来越严重，只能是挤牙膏似的改良，在现在的技术手段和武器装备，西方国家的人的抗争都很难成气候，西方国家内耗情形将越来越严重，一直到不得不革新。我们中国人是幸福的，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国家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经济发展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资本服务，也不是为企业家服务，现在国家发展战略清晰，执行力强，在解决经济问题有耐心有韧性。我们将来能看到的是人民生活保障越来越好，医疗费用越来越合理，教育越来越公平，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安居乐业。这就是我们正在看到的，也即将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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