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半晌以后，还是多塞特自己评说起来：
“如果芝加哥心理分析家与我们同一信仰，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怕一个与我们信仰不同的大夫会用麻醉剂、催眠术和其他我坚决反对的技术方法去作践她。”
牧师在铺好的教堂地面上踱来踱去。
他沉思良久，仍是茫然不知所措。
当他终于开腔时，只有这样几句话：
“你只能自己作主了，多塞特兄弟。我衷心地想帮助你，但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轮到多塞特来回踱步了。
他担心地说：“如果祷告和赞美上帝不是治疗的内容之一，他们要把我领到这条道儿上来可不容易。”
“是啊，”牧师附和道，
“就象在密苏里州把一头骡子牵进新谷仓，你得先蒙住它的眼睛。”
他停了很久才补充道：
“我主张思想自由、意识和信仰自由。多塞特兄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有说服力的，甚至使人不可抗拒。但我所使用的唯一方式是同人们谈话。我一辈子从来不强迫人。心理分析会不会强迫人，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并不反对阿莉尔去芝加哥。这个决定不该由我来做。主意，得由你和她来拿。”
威拉德·多塞特把他同牧师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阿莉尔。
他苦于找不到出路，便叫她自己来拿主意。“我仍是要去芝加哥。”这是阿莉尔坚定的回答。
下一个安息日，阿莉尔在教堂同牧师有一次简短的谈话。
她凝视他的黑衣和他锐敏的褐色眼睛。
在暗淡的光线中看去，真是很有意思。
这是一幅恐惧的图象，暴露得一览无遗。
牧师感到她的凝视。他柔声说：
“你父亲和我只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问题的。我们承认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如果你确实要这么做，我们不应反对。”
阿莉尔的决定一直未变。
她在等候克拉克森医院的住院通知和芝加哥方面的回话。
她把不久即将发生的事，看作是朝那“可怕的事物”所发动的一次强化冲击。
在她父母和她自己多年踌躇和拖延以后，终于采取了首次行动，的确使人慰安。
在年纪还轻时无法显示的坚毅果断，现在终于能充分发挥出来了。
突然，一切都变了。
原因是她在患咽炎的同时又患了肺炎。
其实，肺炎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手段。
她感到剧烈的头痛和咽痛。
她想起床给威尔伯医生挂电话，取消10月6日预约门诊，但头晕和衰弱得实在不行。
阿莉尔请她母亲打电话给威尔伯医生。
阿莉尔听见海蒂·多塞特把医生的号码告诉接线员，跟大夫的秘书说了几句，便同医生本人通了话。
“是的，我是多塞特夫人，阿莉尔的母亲，”海蒂一口气不停地说下去。
“阿莉尔病了。10月6日不能见你了。是啊，好象每个人都嗓子痛，但她还得了肺炎。反正是她叫我打电话找你的。谢谢。”
咔嗒一声，她母亲挂断了电话。
“大夫怎么说？”阿莉尔问道：“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母亲回答。
“没有提到下一次预约时间？没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没有。”
火车已经到达特伦顿，但阿莉尔的白日梦仍在继续。
她母亲话语的回声还不能停歇。她在奥马哈所说的话似乎是现在说的。
她粗声粗气的嗓音，清晰得犹如她坐在阿莉尔邻座一般。
火车向纽约行进。
她的回忆，按照她的假设，是依着其自身的逻辑，一个个自动地显现出来。
发动这一切的是那位医生，她如今去寻找的那位医生。
阿莉尔听见母亲说威尔伯医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后的预约门诊后，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绪，认为医生一定以为自己在康复后会打电话联系的。
但当她完全恢复健康后打电话时，对方却告诉她威尔伯医生已经离开奥马哈市，不再回来了。
阿莉尔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
经过家中多次苦斗，经历了说服父母同意她治疗和住院的极度痛苦，如今，这一条康复之途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
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
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
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
她把医生得罪了吗？
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
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
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
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
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
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
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阿莉尔面对这样的事实：
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了。
她甚至说服自己：
由于威尔伯医生离去，由于芝加哥之行一笔勾销，她反倒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愿望是回学校去。
她身体怎么样？
她心中无数，但威尔伯医生的治疗可以作为复学的手段。
不管怎样，她已经见过精神病大夫了。
她给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
厄普代克小姐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来促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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