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严嵩干脆到了王守仁家过年。
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伯安之疑惑，可得到了解答？”严嵩心情复杂地问。
王守仁沉默不语，过了许久之后才长长叹了一口气。
比上一次仅仅只知道天、物、人三理之说的冲击更大。
他一直认为自己的致良知之法就是治学、为人处世、治国安民的良法了，直到他看见这辩证的思维方法，还有那个矛盾分析的具体做事方法。
这些天，王守仁陷入一种很难以言说的自我怀疑当中。
当年格物致知致了个寂寞，当年在龙场悟道也悟了个寂寞吗？
对理学中人来说，这实践学只不过是往唯物的方向继续往前再走了一大步。
对心学宗师的王守仁来说，这是把他唯心方向的大道根基砸碎了。
可是以王守仁的聪明才智，他暂时无法从这套学说中找到漏洞。
以他这么多年丰富的经历，以他的学问功底，他真的找不到错处。
太多的例证了。
就好比人理层面的善恶、私欲、良知，灭人欲也好，致良知也好，一个人总是很复杂的、会改变的。
有的人会一直变好，有的人会先变好再变坏，有的人甚至变来变去、你始终把握不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这岂非深合了那辩证法中关于变化是永恒的这个论断？
从这实践学和辩证法里，王守仁能看到自己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很多观点的痕迹。
相比原先的理学，王守仁似乎曾经距离这一套新学问更近。
那层窗户纸戳不破，是因为自己的根基走在心学的方向上，而非理学的方向吗？这是不是否定之后再否定，不要禁锢住自己思想的证明？
“惟中，我有万念俱灰之感。”
严嵩吓了一跳：“伯安！莫要吓我！以伱之才，应该是豁然贯通才是！”
王守仁纠结地说了一句话，颇有一些怨气：“我回乡之前，陛下还叮嘱我多多讲学。我刚回乡，得知那天、物、人三理之后就无心讲学了。若不然，如今岂非左右为难？”
他浑然不知因为他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后来又衍生出一支名为“实学”的学派，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此刻，王守仁确实心情很复杂：他有判断，这个实践学与辩证法比他的心学观点更严谨、更合理、更有指导作用，而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王守仁也许是曾经距离这个新学问最近的人。
重归理学框架，不用被看做异端末学，而是登堂入室、将儒学抬入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了，他肯定不可能走得这么远，因此他有些犹豫地问严嵩：“惟中，这变化恒在的常理，岂非也可对应到陛下君权之上？陛下何以……”
严嵩只深深地看着王守仁。
虽然曾有交情，但跟他严嵩聊起这么敏感的话题，只能说明王守仁把他看做挚友。
严嵩心里感激，却有他自己的处世之道。他认真地说：“这岂非是陛下有大智慧之明证？皇朝更替，青史有载；权臣跋扈，君权不彰。名与实，陛下看得分明。伯安，你莫非忘了，陛下认为，变化有量之变与质之变？”
王守仁愣了片刻，随后摇头：“惟中说的是。由此可见，陛下学问之周全。惟中，世间真有生而知之者乎？陛下年方……”
他又住嘴了。
严嵩立刻继续严肃地说道：“陛下是天子！这实践学虽重了万物之理，然天理在上！今上以藩王入继大统，弱冠之年便有了御书房、国策会议之决断！几番波折之下，杨阁老为新党党魁，更有如今实践学之学问，此正天理之子明证！”
王守仁总觉得怪怪的。
一方面，实践学更加强调万事万物乃至于人伦之间的一些事情不因人心而改变，天子的神圣性没有理学之中那么强了。
可另一方面，因为提出了这些学问、已经做出这些功绩的是皇帝，他本人的神圣性仿佛又变得更强了。
王守仁琢磨了片刻之后就说道：“世人只以为是杨阁老等人借题发挥，甚至于以新学问为陛下邀名。明年起，天下乱矣。这实践学在我看来虽不难，但天下多有不明其真义者，必群起而攻之。”
严嵩拱手行礼：“正要借伯安之力。嵩是杨阁老门生，又是陛下拔擢之新进。伯安与杨阁老有心学、理学之隙，又蒙陛下延请登经筵、入御书房、参预国策。”
“……我如何能助你？”
严嵩侃侃而谈：“浙江市舶司裁撤，士绅富户无所适从。我欲令其割利缴赋，自当弥补其市舶之利短缺之忧。我已奏请于浙江设皇明记分号，朝廷尚无旨意。”
王守仁心里琢磨着。
这算不算新法已经蔓延到浙江？不算，只是在大明之内与皇明记经商而已。
对浙江来说，来自市舶司那一点点微薄的抽税已经没有了。但对浙江士绅富户来说，市舶司被裁撤已经堪称要命的大事。
现在严嵩奏请在浙江设皇明记分号，很明显就是要让浙江的许多货物通过皇明记从广东出去。
不管如何，算是为浙江许多士绅富户对接一个新的商机。别人领不领情是一说，严嵩为浙江当地士绅富户考虑的姿态是做出来了。
王守仁意外地看着他：“分而治之？”
严嵩笑了笑：“如今我能做成这样，已经属实不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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