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钦拍着王沈的肩膀安慰道：“处道兄不必过于担心，等再过些时日积攒些俸禄收入必能重新养得起一些门客的，就算再不济我等也有孝先日后的门客可堪一用，
虽不能招募地得到像孟尝君那样的门客三千、豫让、范睢、李斯这样的门客。”
王沈借着醉意有些不满的道：“呃，若不是来到蜀国全部的家业都失去了，吾在西平郡也还是养得起几百的门客的，
那些愿意做门客的人也会良禽择木而栖，来投奔吾的，只要吾能供养得起他们的吃食。”
对于门客来说投于公子之下最低级的要求就是可以在乱世之下活命，有口饭吃有个栖身之地。但是这样的目的的人一般也没有什么大志向也没有什么大能力，只能被称为“食客”。
门客在最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真正有才能的人都是为了某种精神上的追求与政治报复，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像这样的门客一般不仅仅局限于基本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追求和主子一起建立一种“知己”上的联系，得到精神上的富足和尊重。然后凭借自己的才能不遗余力的为主子实现雄图霸业。
《战国策》记载：“良禽择木而栖”是当时门客最主要的特色。这样的门客一般会挑选可以善待门客的主子，更有甚至会追寻具有相同思想和追求的主子实现霸业。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那样的乱局之下真正的主权者是门客而非主子，主子有人明白真正有才能的人需要自己追求而非等他自己来。
所以才有孟子敢于称病而不去面见齐王，也有颜斤蜀上殿堂却不上前还直面齐王职责“士贵耳，王者不贵！”。
这样的门客大都自视清高追求一个平等的对待，当然还有一部分门客是因为乱世之下必须依附于一方否则难以生存。
既然那么多门客大多数都没有多大的用处，那为什么还要养怎么多的门客呢？不是徒增开支吗？
不驱逐门客是对主子的普遍要求，作为自由人寄人篱下已是伤了颜面，如果再被驱逐就很难生存了。即使是没有多大能力的门客也会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主子来说自然也是有作用的。
门客是身份、财富和实力的象征，就像金银财宝以及官爵一样，在春秋战国时期门客的数量以及质量就反映了主子的实力。
周朝末年礼乐崩塌，在各国进行军备和经济竞争的背景之下人才则显得格外的重要。创造人才太慢太难，而大量的文人又因为王朝覆灭无法实现自己的报复，这样一种契约关系就达成了。
一方面供养大量的门客需要很多的财力，门客的数量就体现出了主子的财富状况。另一方面门客可以干很多的事情，宏观来看门客越多无疑代表着实力更强，那在乱世之下也就拥有更多的权势。
甚至在贵族之间还互相攀比自己的门客数量，当时的战国四公子都供养了大量的门客，其中最多的孟尝君更是达到了三千门客。
同时大量的门客也会给主子带来好名声，即使是食客也全盘接受这样可以引得更多的门客慕名而来。
门客对于主子另一个作用就是作为一种私人武装，也就是私人军队。
礼乐崩塌之后对于诸侯没有了约束，于是各方就开始了抢人大战，这些人可以在各个方面作为主子的武装力量。
简单一点的就是作为武客执行刺杀和暗杀的作用，或者作为家丁、护卫等等。
“武客”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顾主的人身安全，承担保镖的职责，甚至发展成为顾主的私人武装。有些门客为报答顾主的知遇之恩，还会充当“舍生取义”的杀手角色。
豫让，就是一位以杀手闻名的门客，早在春秋时，晋国有范、中行、智、赵、魏、韩六大家族，每个家族都豢养着大批门客。
豫让先后在范氏、中行氏当差，始终默默无闻，得不到重视。后来投奔智氏家族，智伯很欣赏豫让，并委以重任。
“三家分晋”过程中，智氏先后灭亡了范氏、中行氏，但在与赵、魏、韩三家的争夺过程中，智伯被赵襄子所杀。豫让作为智伯的门客，决心刺杀赵襄子，以报智伯的知遇之恩。
豫让更名换姓，毁容易貌，甚至吞火炭来改变声音，只为能够接近赵襄子，但两次行刺均告失败。
被俘后，赵襄子问豫让，为什么只替智氏报仇而不替范氏和中行氏报仇，豫让也曾经做过范氏与中行氏的门客，而智氏却灭亡了范氏、中行氏。
豫让回答：“范氏、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
豫让明明可以凭自己的才能，重新谋得一份差事，逍遥自在，但他更看重智伯与自己的“君臣之义”，宁可身残命陨，也不愿失了自己的“义”节。
但是历史上也有将门客作为军队来使用的，平原军在与秦国的殊死之战中就不得已倾尽全力召集了自己所有的门客和临时用钱买来的死士一共三千多人战胜了秦军保卫了国都邯郸。
门客群体鱼龙混杂，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有些“特殊技能”的门客，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养比别人更多的门客可不仅仅是为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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