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是好策，只是...为何来献于我，不如直呈于国君？”
诸儿将管仲的简册收好，重新打包起来。
“此策使诸大夫之族匀其军役，使各家免于一战而族亡之事，诸大夫反对之声必然无多。”
“设中军之鼓，高子之鼓，国子之鼓，三军各出于五乡，二卿与君等同，故而二卿易从也。”
“只是...”
好嘛，设计之中，卿大夫都能得利，自然无所不从。
那要说谁是最大的反对者——
“太子改制右军，花费心力，亦有成效。若是施行我之计策，将重组国师，太子心血，亦恐将付诸东流也，我甚忧之，不敢先请于国君也。”
竟是自己啊。
诸儿大笑。
“凡有利于国事，我敢不从？我即修书一封，奉与君父，荐子之策也。”
管仲闻言，神情也松弛下来，两眼熠熠发光。
“如此，明哉！”
方取素帛一卷，砚一方，墨一锭，笔一支，却顿了一顿，想起了要事。
“倘若如此，几时可以成军？”
周郑矛盾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那头灰犀牛的鼻息已经扑到了每一个人的脸上。
说到底，制国寓兵之策，又是要打乱原有的建制，将三军重新编组。
先前自己重组右军，还是在同一编制下进行，二三月间开始改制，直到八九月才初步形成战力，十二月，才能与鲁人交战。
改制一军尚且如此，若是改制三军，这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收效？
况且，如此一来，齐国的国师必然有一段时间失能，这就相当于在狂风暴雨中行船，却把压舱石给卸下去了。
若是郑人借机先行发难，席卷列国，或是干脆直接来找齐国的麻烦，该当如何？
“一年零三月可也。”
今为王十二年秋七月，一年零三月，就是要拖到王十三年冬十月去了。
目前诸儿掌握的种种迹象，都表明王室最有可能在明年秋收之后，亦即秋八月至九月期间发起对郑国的最后攻势。
赶不上啊。
唉，为何不早一个月来献策。
“太子可是为日程忧虑？”
管仲还是十分敏锐的。
诸儿点了点头，道一句“然也”。
“太子是忠于王室，还是忠于齐室？”
“此话怎讲？”诸儿的眉毛一挑，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若忠于王室，则此计不可行也。若忠于齐室，则此计为时正好也。”
“以我观之，王室发难于郑，必不早于明年秋收。若早，则成周之禾在田，无人收取，粮秣之备输郑人一筹也。是故王室以秋收后讨郑，则王师、卫、陈、蔡与郑战，无齐人相助，战则必败矣。虽败，郑人必伤，国势必倾，战事方息，其时十月间矣。”
“我既已改制，又治之以春之蒐（读：搜），秋之狝（读：显），蒐、狝者，以田猎练士卒也，依礼照旧，如常如故，郑人无疑。”
“郑人若败王师，辱王命，则我伐之以罪，有大义之名也。”
“十月既冬，我士之练，郑士之倦；我卒之昂，郑卒之惶；我戟之利，郑甲之所不逮；我甲之坚，郑矛之所不克。”
“以大军加之，车驰卒奔，无往而不利。郑军虽强，可胜也。”
“齐师既败郑师，量中原之邦国，郑人新败于我；宋人无战之心；王师、卫师败于郑，有损；陈、蔡国小力微，亦败于郑；鲁人既服，我有师在邾，一日而可以平曲阜也。”
“如此，郑、宋、鲁、卫及诸小邦，皆不得不听我齐人之命，而王室亦不得不全仗我齐国之势，则齐国之霸业可以遽成，太公之威名可以复张矣。”
“若王室以十月既后讨郑，则我虽以一年有余而制国，亦非迟也，太子其虑乎！”
好歹你们管氏也是姬周之后裔，居然献出这种计策。
不过，计是好计。
那，改制的空窗期要如何熬过呢？
诸儿将剩余的疑虑悉数告知。
“我思虑再三而不得其策，凡此种巧计，我不如叔牙，乃请教于彼，如今有计矣。”
说着，又递来一卷帛书。
是鲍叔牙的手迹。
诸儿一看，乐了。
郑人所虑者，不过是太子诸儿与王姬的联姻，因此太子出奔，郑国才停止在齐国搞事。
如果太子肉眼可见的不干涉政事，郑人也就姑且能安心了。
这个肉眼，便是先前被捉的郑公子仪。
鲍叔牙建议改囚禁为软禁，使公子仪暂居于太子之侧，允其修书回国报信。
至于如何将公子仪放到太子身边，叔牙也早已胸有成竹。
王姬有身孕，八九月间也将临产了，其夫君却流亡在外，甚是可怜。假使齐侯以此时与郑人会面，告知此事，而召太子返国，赦免公子仪的罪过，但作为人质保留在齐国，如此，郑人亦不敢在齐国为祸。
其后，只要将公子仪软禁在太子的东宫之侧，以宾客之礼待之，日日相见，只与王姬及嗣子同游，享天伦之乐。如此，公子仪与郑伯通信，言及太子之时，字里行间，皆是太子耽于儿女之事而疏于政事，便可安郑人之心，使其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
计谋是精巧的。
嗯...但这能行么？
君父的态度难以捉摸啊。
灭纪之时，齐侯基本上是从谏如流，不仅从谏，还放权，甚至允许太子违背古例，统帅三军出征，而自己则退居幕后，主要安排外交斡旋事宜，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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