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施虐者时不时给予受害者一些小恩小惠。
因为受害者在努力寻找一切希望，这些小恩小惠可以是任何东西。在一段虐待的关系中，如果施虐者给了一些哪怕是“嘘寒问暖”，都会让人觉得“事情也许就快有转机了”、“Ta也不全是坏的”。
就像法鲁克在心情好的时候，会带家人去看电影，会买一些糖果给家人吃，最重要的是，他是这个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因此，他每一次态度好转，就给了妻子一个继续忍受的借口。
第三，受害者主动或被动地（心理上或者生理上）和外界隔离。
受害者往往觉得自己在关系中如履薄冰。
这时候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意见，只会使她招致更多的被虐待。所以受害者会主动地隔离自己，与其说Ta在和施虐者结盟，不如说，Ta在试着隔离开那些会使得Ta遭受更多虐待的来源。
所以当娜吉玛得知女儿为自己搞定了离婚协议时，那种抗拒的第一反应是很真实的，她怕这份协议，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灾难。
最后，受害者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逃离开这个环境。
正如娜吉玛在第一次离家出走生下女儿之后，又回到了法鲁克身边。影片中没有讲述她离家出走的几个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但想必一定万分艰难。现实告诉她，她自己的力量是养活不了儿女的。
一个处理家暴的咨询师说，在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中，产生的影响就像“钟摆”。即便受害者有机会离开，受害者会觉得恐惧、愤怒、甚至仇恨，而之后，他们会开始觉得愧疚、羞耻、焦虑不安……
这非常容易使得他们转身回到那个被伤害的情境中去。
所以娜吉玛“认命”了。她并非不想逃出魔掌，而是整个社会就是个大魔掌，当她失去了丈夫之后，她在社会上根本没有能力立足，也无法获得任何的资源支持。
当她孤立无援、无处可逃时，她只能忍下丈夫为14岁女儿安排的婚姻，跟着丈夫去到陌生的国度，径直地走回那段被她描述为炼狱一样的生活，头也不回。
在影片的最后，娜吉玛终于产生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法鲁克一次次对妻子施与暴行、扔掉女儿的电脑、毁掉她的吉他，扼杀所有的梦想之后，逼着家人跟随他的工作调动去了沙特。
机场登机时，因为行李件数超额，法鲁克想要尹希娅扔掉吉他——女儿与梦想之间唯一的联系。
这时，一直逆来顺受的娜吉玛终于爆发，公然违抗了法鲁克，并带着儿女离开了丈夫。
她一直以来都是默默忍受着暴力，只是因为丈夫的给的经济支持能让孩子接受教育，但就如阿米尔汗的谈话类节目《真相访谈》中，这位同样为了孩子而忍受家暴的女士说的那样：
“我能继续忍受，我需要考虑我和女儿以后去哪。
如果一个女人为自己而活，那她可以容忍很多的事情。
但如果看到自己的女儿因此受到苦难，那她就不会再忍受了。”
所以，当娜吉玛看到女儿马上就要伴随着去沙特而永久地与梦想告别时，她再也无法忍受了。
从电影讲述的角度来说，很多人觉得这个转折有些过于戏剧化。
但其实从细节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看似振奋人心的转折，其实充满了无奈和向现实的妥协。
在法鲁克扬言要在公开场合揍她的时候。
娜吉玛对他说的是：
“如果你现在打我的话，就会被监控拍下来，我会跟机场要来录像，让尹希娅发到视频网站上去，你女儿的视频有几百万浏览量，到时候全世界都会看到，你的工作也别想保住了。”
到最后，遭受暴力恐吓的情况下，娜吉玛选择的是用舆论来威胁丈夫，而不是直接报警。
因为她也知道，报警没用。
一方面，舆论的力量确实是强大的。如果尹希娅把父亲对母亲施暴的视频发到网上，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可以毁掉法鲁克的职业和生活。
就如每次微博上出现家暴受害者发声时，民众的舆论足够强大到可以人肉施暴者，让他变成人人喊打的公敌。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求助于舆论的渠道和力量，有更多沉默着忍受痛苦的女性，在家暴中受伤，甚至丧命。
现实中，我们应该怎么做？
第一时间报警维权
遇到家暴，可以打“110”报警电话或者妇联“12338”妇女维权热线，寻求第一时间的帮助。
按照公安部门的相关规定，家庭暴力已明确属于“110”报警范围，若遇拒绝出警或拖延，受害人有权向上级公安部门投诉。
注意保留证据
处理家暴案件，保留好证据是关键。
1、公安机关接警到现场后，家庭暴力受害人应要求其做好接处警记录并及时组织伤情鉴定，这些是正确处理案件的直接证据。公安机关受理家庭暴力案件后，受害人有权要求其出具委托函，指定专门的鉴定机构对自己所遭受的伤害做出伤情鉴定。公安机关不能拒绝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伤情鉴定申请。
2、受害人到医院就诊时，应要求医院进行及时救治并做好诊疗记录，保存相关证据。
3、接到过受害人投诉的妇联和社区自治组织等机构，在有必要时应该为其出示投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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