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中百官看到汪直传阅的两份协定，《京都协定》和《汉城协定》，《京都协定》还好，毕竟之前的日本都很久不来大明朝贡，这次给他些教训，这对百官来说，无可厚非
最主要的是每年日本还将对大明朝贡十万两白银，并且割让了每年可以开采一百万两白银的银矿，这些进项可都是入大明国库，归属户部管理。
自从朱佑樘登基后，他将大明国库和内库完全分离，并且皇家将不在毫无节制地从国库内划来钱财进内库，今后内库也不会无休止补贴国库。
国库每年供养皇上赋税的百分之一，皇室将不再要求各地进行进供，宫内一切用度都需自行花钱采购，比如茶盐丝麻，还有食材等等，都是需要皇室自行花钱购买。
国库和内库彻底分开后，朝中再无大臣说皇室靡费巨大之言，而皇帝开商行的流言也随之减少，因为按照皇帝朱佑樘的诏令，弘治元年，国库拨款给皇室的是两百七十万银元，这在历年来大明诸位皇帝，可以说是最少的。
不仅如此，朱佑樘还规定今后皇室需要举办任何典礼，都只需皇室自费为之，若是国家举行典礼，才需从国库掏钱。
光典礼一项，便为国库减少两百万银元，所以说国库划拨给皇室的两百七十万银元，是远远不够皇室开销的，大臣看到皇帝为了大明竟然做到如此地步，一些不懂经济之道的大臣，纷纷赞扬皇帝朱佑樘纯良俭朴。
对于皇帝经商之事，百官也不在激烈反对，实在是国库拨给皇室的钱财不够皇室用度，皇室想办法弄点钱补贴家用，无可厚非，毕竟整个大明都是朱家的。
皇帝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竟然不光直减用度，而且从事被人看不清的商业贱业，百官还有何指责的？皇帝都没有像先帝成化皇帝那样霸占无数良田，占为皇庄，这已经算是贤明皇帝之典范。
做大臣的要知趣，非得逼迫皇帝盘剥农人才好吗？与商人争抢，总比盘剥农人百姓要好，这是朝中文官士大夫普遍的想法。
虽然也有几个家里有个商铺，或者有些经商的官员，认为皇帝经商挣得更多，但是毕竟这样的官员太少，声音不大，很快被湮灭于众声中。
毕竟在大明此时的阶段，士大夫普遍认为积攒财富的最好手段就是保有巨大的土地，而不是经商，经商那是贱业，而且风险极大，说不定哪天就血本无亏，君不见这几年跟风去开铁厂，办矿山的那些地主，个个都血本无亏吗？
正所谓经商有风险，入行需谨慎！
朱佑樘登基以来，大明看似沸沸扬扬，仿佛大明就要天下大乱，大明日报中，不是今天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有问题，但是百官对他的拥戴却空前高涨，为何？
盖因朱佑樘这个皇帝将百官之前朝廷拖欠的俸禄全部补发不说，还给全国的官员加薪，甚至是以前朝廷发给百官的交子也折价给他们兑换成了银元。
这一桩桩，无不彰显弘治皇帝是一位有担当的皇帝，一位爱臣如子的好皇帝。
如此的一位好皇帝，怎能不让百官拥戴，喜欢，所以皇帝朱佑樘偶尔的一些出格行为，百官也就视而不见，但是汪直此次的日本朝鲜之行，似乎触碰到了文官的底线。
或者说汪直此次行为明显超出了文官的容忍范围，一国之邦交那是大明文官干的事，教化番邦之国，应该用儒家士大夫之责，怎可让一宦官行虎狼之手段。
“启禀陛下，用武力威吓朝鲜，此乃财狼手段，我大明乃堂堂文明之国，岂可行此蛮夷之手段？”内阁次辅刘健率先忍不住，出列弹劾道。
“刘阁老此话，本人却不赞同了，在下想要问一问刘阁老，关于日本的《京都协定》，不知道您是否有异议？”汪直可不是温良恭顺之人，直接开口反驳道。
“这……日本，这些年，对大明不太恭顺，教训一二，也情有可原，但是让日本割让土地，却是有些过了。”刘健对于在日本签订的《京都协定》，虽然大抵有些不满，但是还能接受。
因为日本之前对大明就不太友好，教训一二，也是应该的，否则今后藩属国都会失去对大明的尊重。
刘健虽然喜欢用传统儒家治国，但他又不是那种腐儒老学究，他还是注重事功的，对大明有礼之事，他也会去做。
如今汪直在日本，只是对着他们京都放了一轮炮火，便让日本俯首称臣，并且每年还能从日本获得一百一十万两白银，如此有利大明之事，刘健他不可能昧着自己的良心反对。
只是刘健都不知道的是其实他的内心也是因为在日本获利颇丰，一年是一百一十万两白银，这相当于原来大明赋税的将近二十分之一。
不知道从几何时，大明官员也开始言利，大概是从朱佑樘登基开始的，朱佑樘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在大明日报上天天鼓吹大明税赋之难点，反思大明国力远甚前宋，疆域数倍前宋，人口和前宋相仿佛，为何赋税却只有前宋的四分之一？
假如大明有前宋的那般数量的税赋，大明可以干很多事，比如教育，说不定大明早已实现了少年人人都有书读的圣人畅想之理想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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